如果我们就事论事，单以绑架或跳桥而论，似有一叶遮目，不见泰山的错误。

他们说出的感觉不应被视为民众的感觉，民众的感觉得由民众自己来表达。过去几十年来，在群众参与司法的口号下，人们进行过很多尝试，终究没有变成持久的、可行的制度。

可以说，非国家司法体系的存在与国家法官之职业化一点都不矛盾，反而是相反相成。民众期望于法院的，也是其所讲之理。每位法官依据自己的思考进行判断，作出这一判断的唯一依据应当是理性。在此过程中，他也经历足够的人生历练，通达人情世故。法院的首要职责是对当事人行为的法律理据进行探究，并依据法律的理性对此理据进行衡量，告诉当事人他的个人之理是否正确。

案件与法律中都充满了歧义、争议、含糊之处，而正义就在那晦暗之处，等待着高明的手艺人去发掘、去打磨。法官讲好理，就是真正地做到了司法为民。据不完全统计，2000年至今，有新闻报道的临汾矿难至少达23起，共造成死亡失踪712人。

在这种态势下，聪明人自然会想方设法活动，避免去这种被诅咒的地方为官。然而，官员可以躲猫猫一样地躲避晋官之任，晋民却能躲到哪里去呢？当大坝崩溃，瓦斯爆炸，窑洞水浸，矿井塌方，官员们可以因没有赴任而免去责任，而弹冠相庆，坝下井内的矿工们，却要为官员们的不担当而担当，付出躯残乃至身亡的代价。临汾又是火山中的活火山，三年之内，换了四任市长。在明代，应天府的经济、文化最为发达，历来又号称繁剧难治，是相当棘手的任区。

自去年9月20日临汾原市委书记夏振贵停职检查起，临汾市委书记空缺了199天，直到今年4月8日，谢海出任临汾市委书记，才结束这一尴尬局面。孟走前留下四个字：晋官难当。

对临汾而言，此四字一语成谶。有担当的海瑞不能破局，因为他面对的是一个复杂的地方权力谱系，其中既有退休的高级官僚，也有当地的豪强大族，更有当轴有力者的亲朋裙带。苟利国家生死以，岂因祸福避趋之，为了国家责任、民生疾苦，岂能因个人官位而患得患失，趋避不及？遗憾的是，我们却看不到吾曹不出，如苍生何的担当，也看不到虽万千劫吾往矣的担当。问责制是一种进步，可以部分缓解社会矛盾，但不能根除制度隐忧。

实际上山西豪财们从来就是盘踞一方，维系原始且粗放的经济，却能令多方束手。而这些模棱、软弱、钻营、苟且之人，国家无事，以之备班列可也。以模棱为晓事，以软弱为良图，以钻营为取进之阶，以苟且为服官之计。社会学家丁学良评论说，临汾现象是中国社会过去20多年来，经济的发展进步、官员腐败和官商勾结问题的集中反映。

当然，上面有人也许只是一种猜测和幻觉，有志澄清的官员更可能面对的是下面有人的困局——那就是当地盘根错节的大小利益集团，商人与公仆的缠绵纠结，互为奥援。那些遇难矿工，注定将死部瞑目。

请先看看明代海瑞的命运。晋祸难止、晋工难活的悲惨图景，也仍将不断上演。

海瑞被派任应天府巡抚，他有担当，没有逃遁，而是以澄清自勉，竭尽心力，一意挫豪强，抚穷弱，整饬吏治，矫革宿弊。这些政治、社会势力的利益格局一旦被海瑞打破，自会集体反弹，而海瑞以一己之力，很难与之抗衡，最终只能接受罢官的失败命运。在这种为官指导思想下，自然没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施政抱负，也没有治乱在万民之忧乐的悲悯情怀，有的只是趋利避祸、无能颟顸、苟且钻营、混天过日。明末的黄宗羲以为，出而仕也，为天下，非为君也。此种弊病一日不被根除，则制度隐忧一日不能消解，而晋官难当及不当晋官的局面，就不能被扭转。）提要：在法制社会，执法依靠的是法律本身的权威，而非执法者的行政权威。

在法制社会，执法依靠的是法律本身的权威，而非执法者的行政权威。在矿难高发的山西省，做官犹如坐火山，三年之内，山西就换了四任省长，以至有民谣说，人说山西好风光，谁当领导谁心慌。

在临汾市委书记空缺199天的背后，藏着众多官员的担当缺失。适有缓急，而欲望其奋身为国，不顾利害，不计夷险，不瞻徇情面，不顾惜身家，不可得也。

如今官员出仕，多数却既非为君，也非为天下，更非为万民，而是为一己之私。然而，一旦发生矿难，地方党政负责人，又会因问责制而不得不接受免职或更严厉的处分。

清人洪亮吉曾上书嘉庆，指斥当时官员的集体担当缺失，其言利如白刃，盖人材至今日，销磨殆尽矣。谁能知道，在每一座矿山后藏着一双多么有力的手？谁又能知道，在每一个矿洞里的水有多深？具体到临汾，如果当地黑色豪门企业背后那看不见的手的级别，远高于临汾书记、市长，后者就很难有效运用行政权力，去澄清污浊、革陈除弊，去彻查安全生产问题。洪亮吉笔下的官场模样在今天或仍存活，与之相应的，是一段流传于体制内的新佐治药言：搞定就是稳定，摆平就是水平，无事就是本事，妥协就是和谐。于是，又有民谣说，山西省长干不干，临汾矿难说了算。

然而好景不长，不久海瑞就遭多人弹劾，被指迂滞不谙事体，庇奸民，鱼肉缙绅，沽名乱政等，最后竟因志大才疏而罢官想必他们也是深谙此道。

无论是身负冤屈，还是要求救助，张氏等人本应向承担社会管理责任的政府提出诉求。真是一语道破天机，张氏兄弟其实是以极端的形式，来表达向社会求助的本意。

稍有常识者都知道，告状难、上访难是当今社会的一大痼疾。如果我们就事论事，单以绑架或跳桥而论，似有一叶遮目，不见泰山的错误。

即使如社会关注度极高、各界呼吁频频的聂树斌案，有关司法部门也三缄其口，迟迟不见下文。如果民众是真正的主人，自然会在庭堂中责问失职的仆人，谁还要去街头秀出他的不满。孙东东此言虽极不恰当，但笔者认为也反映出了某种客观事实。根据媒体报道，4月21日的跳桥者自称来自广州市花都区，父母以前在政府部门工作，父母去世后失去依靠，就连吃饭都成为问题，希望通过跳桥引起政府部门重视，该男子精神方面可能存在问题。

主权者对施政者问责，是人民主权的当然之义。在另5起跳桥事件中，欲跳桥者大多是投诉无门，有冤要说者。

由此可见，向有关职能部门反映问题，实体上难以解决，时效上又不能救急。他们动机各有不同，但均求之于公众，原因值得一究。

应当是有困难，找政府，相信法律，相信国家。托克维尔在《论美国的民主》中分析，在民主国家，多数每年都能从他们以前委托的人们手里收回权力，所以他们决不害怕那些人滥用职权。